在而今狼烟四起的学界,似乎已很难在彼此的中间摆下一张书桌:我们为什么不能(或者从来就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如果真的不能,我们如何可能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作出必要的妥协与让步?如果我们总是充满怨恨与悲情,妥协与让步当然就无从谈起,那么民主精神又该如何产生?

当下的学术语境越来越险象环生,究其根本是学术不得以独立的必然后果:特别是由于学术体制性的腐败与凝固性板结,使得学术批评与学术批判常常流于“热闹一通,监督(制衡)落空”,由于学者与官僚形成的利益同盟共构关系,壁垒森严,不说匡正之效,就是一点悔过之心都实属不敢指望。加上知识生产、管理、消费基本处于垄断状态,一旦遇上控制与权力的事情,是非就极为容易混淆,因为我们的语境跟西方的完全不同:拥有了知识却未必就能拥有权力,而是相反,拥有了权力就可以任意地管理和控制知识。至于消费的管道,更是不言自明。在这么个特殊境遇之中,每个人为自身利益计,上演出的种种丑剧、闹剧、滑稽剧以及喜剧或悲喜剧,在所难免,而且已经满目皆是。不是我们缺乏追求真理的人,而是这块几千年专制的文化土壤,始终就不能给追求真理以起码的土壤。更何况,我们不能忘了:在追求着真理的时候,我们决不可以忘记了每个具体的个人身后都潜藏着切身的利益。为了这个切身利益,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在瞬间发生,而且会发生的让我们一个个瞠目结舌。就是因为根本的知识状况和我们自身的身体情况(身份、身位、身家等等)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昧着良心消灭良知甚至丧失起码的人的尊严的底线,反而变得再正常不过。因此我们的古人才会一而再地提出并反复论证“存天理、灭人欲”,而我们今天如此争斗,还要一个个假装冠冕堂皇,似乎真的跟我们的自身利益无关(可见我们古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殊不知,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有时候豁出去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包括荣誉、地位、身份等等哪怕豁出性命,也属正当正常。我们的知识状况与身体状况不能得以改变的现实,产生的另一个恶果便是狼烟四起,满目所见均是一条战壕的拉帮结派,各自形成码头,打群架、互相谩骂、甚至人身攻击,更有甚者,还颇使得一些人能够幸灾乐祸,说:我就喜欢看知识分子打架。却是大家同时就忘记了共同努力的方向:就是如何形成真正的良性互动,然后有效而彻底地改变我们自己当下的现实状况和现实境遇?即便是民间与官方,只要都明智,也理应朝着共同的现代性目标共同的理性化道路上形成良性互动。否则恶性前景也一样不言自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特别欣赏邓正来先生的胸怀和雅量:前不久,我写作的一篇题为《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的文章中,特别对邓先生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进行了不能说是太客气的批评,文章在多个网站发表后,邓先生所供职的吉林大学《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不仅收进了他们的《论文集萃》栏,而且还被邓先生本人收进了《正来学堂》的《正来学报》2004年第一卷第一辑,我知道后,颇为感动;后来我致函于邓先生,专门就此表示了我的敬意。邓先生回复我说:“发你的文章,判准是学术性的,没有批判也就没有了学术。”够了,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真心地领会到一些学术精神了的。

绕了一圈,才绕到我要正面展开批评的对象杨玉圣身上来:毋庸讳言,因为杨玉圣的似乎“树大招风”罢,也因为杨玉圣似乎在学术批评活动中颇得罪了一些人的缘故吧?也毋庸讳言,杨玉圣先生确确实实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学术批评乃至学术共同体做出了诸多的重要贡献。如果因为杨玉圣的似乎“敏感”,就不对杨玉圣长期以来认认真真地做出的众多学术成果给予正反两方面客观的批评以及切实的批判,窃以为绝无益于形成我们的种种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更无益于我们梦寐以求的种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的形成。尽管我跟杨玉圣并不互相熟识,更谈不上有多少交往。准确说,我是从《学术批评网》上认识的杨玉圣,是《学术批评网》一直高扬着的学术程序公正的旗帜和重建知识理性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从而也就很自然地我开始关注杨玉圣个人的相关学术研究、学术批评与指向以及相关的一些重大学术活动。似乎需要说明,本文的讨论范围将局限于此,超出该范围的讨论笔者在此表示没有兴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老是喜欢不服气,事情无论大小,其中当然也包括做学术,搞研究。按说不服气是好事,起码是个绝佳的内发动力,能够看出别人的不行,然后做出自己真正像样的东西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不服气,常常是变成不负责任的横挑鼻子竖挑眼,仅仅也就是不服气而已。前不久在网上看到两个某名高校毕业生对杨玉圣的《中国人的美国观》的轻慢与嘲讽,基本便属于此列。他们的“眼界”似乎挺高,根本不去看人家书中讲的是什么研究的又是什么,在书店里面就翻了翻这本书,也不想买,只看着页页有注释,就说这是做资料还是做研究?然后就鄙夷上了。我们颇有一些这样的年轻人,心比天高,气壮如牛,动辄原创、体系,新思想、新学术,新发现、新创造……殊不知,大量低级重复的劳动就是这样产生的:君不见我们有多少的理论和“体系”,实际上大都为西方理论和体系的翻版,即便不是,也是拾人牙慧,在人家的体系里头翻跟斗,或者干脆就是横移挪用改头换面稍好一点的也不过是换一种话语方式表达而已,然后就变成自己的理论“贡献”了。如果说追求真理必得研究客观的话,那些所谓的理论和“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

我们暂且不说古人所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我们的知识和学术如果真的想进步,积累乃为第一要着。众所周知,我们的启蒙尽管一度被救亡所代替,但我们身上诸多的破坏性不能不说是我们少有现代性知识的积累的主要原因,这样,启蒙又该从哪里开始,又将从哪里进行并深入下去?光是那得坐多长时间的冷板凳才能得到的那么多“注释”部分,如此艰苦严肃的劳动你不敬重也罢,其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上多少方便?然后你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发现才可以谈创造。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也可以被歪曲?更不要说:《中国人的美国观》实际上涉及了一个对我们来说殊关重要而又十分切身的启蒙课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美国?

美国为什么让我们如此地又恨又爱?美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为什么始终是个谜?

是因为美国曾经给我们太多的希望,更因为美国曾经给过我们太多的失望?

我们研究美国,历来的动机都非常单纯,便是如何也让自己强大起来。然而,在无比强大的美国面前,中国人民的善良感情又屡屡受伤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泱泱帝国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终于在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的虎视眈眈之下摇摇欲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上的人们,无不曾把热切而又隐含着期盼的目光投向西半球的那块新大陆。无论是淘金热,还是学子潮(洋务热)以及排华之后的“抵约”潮,无论是巴黎和会之前后还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愤怒,转向对美国的悲愤交加,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生存在这样一种双重的屈辱与无边的悲情当中。不管怎样,在中国人处理与美国人的感情、交际和友谊抑或仇恨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深层的鸿沟仍然很难甚至不可能被逾越。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老是在怨恨和悲情的民族情感的渊薮里无法自拔。你即便是想着跟人家交朋友,也得认清朋友之所以成为朋友的条件(你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当下的所谓朋友就明白了,有时条件便是第一因素了),否则你就不能马上反目为仇。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美国,肯定不仅仅是在于学习,而且更应看到我们自身的种种致命之处,而不是一而再地想采用“以夷制夷”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一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与方法基本都遭遇了失败。

《中国人的美国观》便是在占有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的美国观念史的如实研究,然后客观而全面地揭示出了我们中国人面对他者之时,又是如何不肯加深认识我们本身的。比如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人很早的时候就有着深刻的认识: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试举今天下环球各国而观,惟问民之无权者,其国能昌盛否?又问民之有权者,其国能衰败否?”⑴即便是一个多世纪过去至今读来仍能让人振聋发聩,我们看到:中体西用始终便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幻梦和紧箍咒。直至今日,才有李泽厚等人提出“西体中用”的主张,然应者寥寥,不是吗?实际上,当年自由主义者胡适之先生即已意识到:“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⑵众所周知,大几十年的党争史实是谁也不允许真正的反对党存在,一旦存在,必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无论是哪个政党都一样。半个世纪以来的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么,梁启超公当年的预言就是完全正确的了?他说:“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客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20年30年乃至50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3)真是不幸而言中,对“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的国民性弱点,可谓洞察得透彻!然而,现在过去的时间远远不是20年30年乃至50年,而是整整一个百年,我们究竟又进步了多少呢?我们除了互相仇恨,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些什么问题呢?如果什么都不能得以公开讨论,或者就像上个世纪最后的伟人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事情不能讨论,一讨论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享受自由?更早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认识到了(美国)“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首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林箴语)(4)然而,即便如大思想家康有为者,却坚决以为“欧美的长处在物质精奇,即‘形而下之物质’,中国之国粹乃德教,不可弃废。中国之巅危误在尽法欧美而尽弃国粹,犹如盲人瞎骑马、夜半临深池,不堪设想”(5)……等等。殊不知欧美的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远在古老中国的儒学德教之上,其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仍无所不在地贯穿在欧洲精神与美国思维当中,如果没有看清这一点,怎么理解美国都会出现种种误差。尤其是用一种势利的、实用性的态度去理解,误差就会特别巨大。且不说,我们自身的“德教”几千年造就出来的是一个“等级化”的身份社会,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个非常可怕而残酷的扼杀,所谓教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为君隐,子为父隐”,安于本分,各各在螺丝钉的位置上各就各位,谁也最好别想出风头,否则就要“枪打出头鸟”,又如何可以“不尚虚文”?文化的事情头等重要,“首创一艺”乃雕虫小技乃“奇巧淫技”矣!这才是我们所以能够“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旷日持久地安居乐业的奥秘所在。时至今日的人事制度与人才制度以及知识制度,仍然是现代化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有数据显示:美国直接或间接为军方服务的科学家就有78万之多,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82%。又有数据表明,美国有庞大的知识人才基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22,却拥有世界1/2的硕士。(6)那么,我们呢?

《中国人的美国观》对国人的美国观念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不说其是另辟了蹊径,起码在美国学研究方面也是开了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尤为重要的是:其在认识他者更在认识我们自身方面,有着种种深刻深入的全面揭示,与此同时,其还能慢慢让我们进入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视野和范畴,尤其是真正理性地认识美国如何可能的问题,更能触发我们进入更深一层的相关理论的思考。

 细读过全书,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国人在阅读解释和理解美国的过程当中,由于文化的差异,由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特殊的民族命运,也由于内忧(生存环境)外患(国际语境和政治环境)的严峻,难免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误读。尤其是寄予美国的太多希望,然后带来太多的失望,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除了弱国无外交,我们自己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当初我们寄希望于美国总统(比如威尔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时候把人家也当成了我们自己的“皇帝”那样的人物?人家首要的一条是要对美国人民负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对中国人民负责?直至后来我们一直说的什么要把人家的人民跟统治者分开对待等等,比如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之类,道理相同: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们的统治者老是要代表人民,而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人家的统治者可绝不敢轻易代表人民,若硬要代表就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既然人民是同意的,统治者又如何区别于人民?我们老是用我们自己的一套去衡量人家的一套,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受到伤害?因为在强权面前(无论这强权是来自外部还是出自内部),作为弱者的我们只能增添无尽的悲情与怨恨。更因为我们老是出于一种中华民族传统上的纯朴善良的情感,希望能够跟人家交朋友,却老是忘记了人家只有永远的利益并无永远的朋友,出于他们的利益更是出于他们全体国民的利益,他又怎么可能一直把你当朋友,而且还得按你中国人的道义与感情来承担朋友的“义务”?这样,我们又如何能不在感情上加倍地受到伤害?!我们自己老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甚至老是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在一代伟人邓小平之前,从来就不知道改革开放为何物,西方列强说穿了:便是由于工业革命、社会革命乃至思想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倾销商品,那么,发展军事就是必然的举措了,没有军事的力量他们又该如何打开市场?更不用说,美国始终就是个改革开放的国家,他们始终便是处在改革开放之中,不断地调整着国内的经济政策同时也调整着他们的国际战略。因此,即便是而今的“和平崛起”也理应是一种国际战略。可笑的是,前不久还有某文化学者提出了所谓认识东方还希望能输出东方文化云云,并希望能以此告知西方世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中国威胁”是不存在的,等等。简直是痴人说梦!说到底,这只是你的国际战略而已,而并不能代替或者消解一点点人家的国际战略。

也只有我们自己改革开放了,也只有我们自己在发展经济了,很多原先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东西,也才开始慢慢理解慢慢接受了,我们的改革开放难道不是也一样需要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我们的国际战略?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真正的信仰,所以从来很少了解美国人的宗教情感,更无法接受他们始终就没断过向全球输出的价值观,这才有上述已引述过的康有为的关于国粹“德教”不可弃、欧美尽是“形而下的物质”不可取的谬论。更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冷战思维的僵持,再加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的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使得我们理解和解释他者的时候,不是开放地理解和解释,而是相反,不是更加深切地认识和矫正自身,一样是相反。尽管我们经历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但是很快地就被救亡替代了启蒙,在反抗西方强权的同时,我们经历承受了更为可怕的本土强权。也便是由于此,尽管美国人在不同时期都给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所一直稳定保障着的民主与自由,却又始终保持着向往和内心的渴望。

 我们的悠久的史官制度的传统,使得我们一直是一个特别善于历史记录的民族,与此同时,却又是一个特别拙于反思历史的民族。因此我们的历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改朝换代,循环往复地一再重复历史的灾难。当然,并不是说,《中国人的美国观》真的具备有如何高屋建瓴的历史哲学高度,但它至少为如何理性地认识美国,历史地看待中国人眼中和观念中的美国,为我们提供了种种参照的可能性。比如晚清民国时期与五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建国后尼克松访华前后以及毛泽东逝世前后,然后是改革开放的前后期,等等,随着不同时期的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政局动荡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无论朝野还是知识界,始终贯穿着一条极其鲜明的民族情感的主线,然后就是怎么处于劣势(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也仍然要坚守的“我族中心论”,或者干脆是在长期的对抗与僵持当中互相妖魔化……假如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理性地认识美国的可能性,用杨玉圣的话说:美国始终是个谜,那么,在杨玉圣对中国人的美国观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有效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痛定思痛,教训是深刻的。如何看美国,其实说到底是与如何看自己密切相关的。”(7)其不但切中要害,而且堪称精到。

尤其是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救亡图存的那惨重的一页那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更可怕的另一页被重重地翻过去了之后,现代性的问题重新成为我们现代中国的头等问题——众所周知,我们的启蒙才得以重新开始,启蒙理性话语也就成了我们当下的当务之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首发在《世纪中国》的易中天的题为《一部宪法与一个国家》的文章和发在《世界知识》2004年第21期《学术批评网》转发的杨玉圣等关于美国大选的三人谈(题为《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从大选说起》)文章,也都为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和更加真切地认识自身,提供了堪称重要的全新洞见。前者对美国的法治历史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独到分析,让我们能够得以具体区分何为法治何为法制,何谓民主何为共和,尤其是通过相当细致的层层剥笋似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正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应该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尽管,据我所知易中天并非专业美国学者,但他确实发现了最为重要的美国精神,即个人的个体性是第一位的,用他的话说:也许,这就是所谓美国精神。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大现实,个人是从来不能具备有任何的合法性的,我们的整个秩序刚好是跟美国倒过来,也就可见我们改革的难度以及中国人生存的无比严峻。后者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越来越立体的信息包围之中,也越来越平静地体会到自身的当下生存处境,也就越来越能冷静客观地面对美国的大选,其中杨玉圣所说的一段话应该说颇具代表性:“政治民主,制度重要,培育制度环境也同样重要。美国在立国前的250年殖民地时期即已培育了民主传统,进行了民主政治的实践……所以,民主制度就如同一株幼苗,移植后可能只开花不结果,甚至连花都不开。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虽然有160部国家宪法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但并没有出现160个和美国一样民主政治成功的原因。”想想上个世纪初的一大批志士先贤的觉醒和呼吁至今如雷贯耳:“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宋教仁、于右任等)、“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悉照中国性质立定。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邹容语)(8)实际情形又如何呢?更多的是出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最终还是决定了选择苏俄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制度和教育制度,所谓民主的制度环境,一次又一次地付诸阙如。我们的文化传统,却又以一次次改头换面的方式,在各个领域里死灰复燃。



杨玉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介入学术批评的,我不是太清楚。但我清楚他的学术批评最早是从他所从事的美国学研究领域展开的,而《美国历史散论》应该说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当然其中也收进了一些美国学的重要课题研究文章。因为作者首先是个美国学者,对美国学的有关研究规范、思考进路、研究方法、学术立场自然烂熟于心,而他的大部分批评文章,也基本是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的。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评尤其注意了知识自身的增长。也就难怪他要把一些专题研究的内容也收进该集子里,比如卡来罗纳殖民地创建史问题、代役租问题以及关于宅地法实施的时间问题,等等,除了对学术语法问题(如《从〈美国史纲〉谈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等)的特别关注外,更是特别关注汉语学界的美国学研究状况(如《中国美国学史: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等)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切入(如《我国对美国史重大问题的讨论》等),并力求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的对问题的提出、讨论以及展望(如《中国美国学的一株奇葩》等),尤为可贵的是:在美国学的基础研究上,杨玉圣更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诸多的艰苦劳动,《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几乎囊括了国内八十年代的美国研究的所有学术成果,并有所鉴别有所演绎,还不仅仅如此,他甚至跟他的同道胡玉坤还合编有《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其时得到了李慎之、汪熙二位美国学前辈的首肯。

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后来杨玉圣主办的《学术批评网》,为何对不尊重同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中的大量低级重复劳动特别痛心疾首,更不用说对那些抄袭剽窃的学术腐败又是如何的切齿痛恨了。尽管《学术批评网》的内容已从史学领域拓展到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但其主要针对对象仍然是大面积学术失范现象,用杨玉圣自己的归纳,可分为六类:1.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2.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3.缺乏学术积累的问题意识。4.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5.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6.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浪潮最为令人头疼。(9)但杨玉圣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是学术打假,或者仅仅是为了揭露学术腐败,而是旨在学术建设,特别是努力参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建设。他多年来不仅奔走呼号,而且身体力行,从不放弃自己的学术批评实践,除了美国学和美国史的专业评论,他的批评实践也随之拓展,像《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学术规范研究的若干问题》《学术腐败、学术规范与学术伦理》《前车之鉴:晚近十大学案及其警示》等,均为学术规范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而《进一步加大学风建设力度 有效遏制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就学术论文注释问题及其讨论谈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学术批评是为了学术建设》等,更是把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相辅相成,互为观照。《人文情怀君子风范——李慎之先生侧记》《一个大写的人——写在刘宗绪先生逝世一周年之后》等篇什,字里行间对先进的虔敬之心以及作为后学的若谷虚怀,读来令人感慨和感动(什么叫“西体中用”?窃以为此便是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了。据介绍,刘宗绪教授是杨玉圣的前辈师友,准确说是忘年交的当年北师大同事,其生前堪称代表作的《人的理性与法的精神》一书,便是由杨玉圣不辞辛劳,责无旁贷地一手编辑整理,完成其出版夙愿的)。更为突出的是,2004年3月和10月,河南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文集,91万字)《学术规范导论》(专着,43万字),两书规模宏大,反响强烈,被称为近10多年来中国学术规范讨论和建设的集大成者。从而,杨玉圣本人的学术洞见、学术编辑能力与学术策划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展示,杨玉圣随之也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学术界的一面旗帜。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种种良性的学术互动已经不再是梦想,在杨玉圣这里而是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先后参与教育部起草、修订《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发起和筹办“首都中青年学者学术规范论坛”,参与“全国高校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积极互动与学术规范的制度和措施,都将在中国当下的学术事业与学术发展当中起到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杨玉圣功不可没。

即便是从现代性中国的意义上说,学术规范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全面走向理性化的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良好的学术生态、学术环境与相关的制度环境,不仅良性的学术循环与发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古老的中国向现代的中国全面转型也将面临彻底的失败。

一如古人所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如朱苏力所说:“程序从来不是完美的,不可能运送令每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点,就拒绝已经协商确定的程序,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程序,没有制度的累积和完善;程序可以修改,而且应当修改;但一般说来,如果没有重大的必须即刻修改的错误,那么我们就必须勇于承担起经由自己曾认同的程序获得的自己不喜欢的后果,因为程序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10)

但也恰恰是朱苏力“招博事件”给我们敲响了长鸣的警钟:我们似乎更应该看到,包括学术腐败在内,眼下几乎所有领域所涉及的腐败,均是体制性的。仅仅由官方参与制定学术规范显然是不够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常常是靠不住的。只要学术一天不自由,只要学术事业本身一天不能给学者们起码的尊荣感,学术的腐败就一天也不可能杜绝。从上而下或者从下而上地互动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者与学术本身需要互动、需要批判、需要监督,也许,只有在学术自身的良性互动中才可能是真正靠得住的。而此前《学术批评网》的许多重大成功,也恰是体现在此。同时,大学体制的改革首当其冲,假如时至今日我们沿袭的仍然是苏俄的教育管理体制,讲的是从上到下的严密控制与管理,学术可能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看组织上需要不需要:学术的自由便是从这里失去了,学术的尊荣也就从此付诸阙如,学术的内发动力也就逐渐萎缩了。没有了学术竞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因为学术是为领导或上级部门负责的,竞争自然也就没有了必要,却又同时导致了种种不择手段,比如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便是为了取得领导欢心以及世俗层面上的支持,然后获得诸如待遇之类乃至提拔重用等等,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彻底断送了学术。

最为典型的表现,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知识状况始终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我们却又始终拒绝欧美的知识制度,尤其是全面引进苏俄的知识管理与知识制度以来,使得我们的精神、知识和身体始终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自然是欧美的好,谈论利益的时候,自然还是以我们自身身体的处置和身体利益为首位,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不能不处于高度扭曲与高度分裂的状态了。加上传统中国亘古不变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互补与互相支持,更是让我们的知识状况与身体状况处于惨不忍睹的状况之中。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中,知识的积累是非常困难的,知识的传承也就成了件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因为在知识之外诸多的世俗利益更具吸引力。因此在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尽管可以美仑美奂,而一遇到权力或者“潜规则”立时就变成了婢女,甚至还能酝酿成所谓“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的朱苏力的“着名说法”。我们难以想象,通过了种种努力,杨玉圣等终于促成了学术互动意义上的学术规范的形成,然后哪一天又可以擅自篡改规范不予遵守,然后又要说是“制度给了我这样的权力”(11),那当初又何必费尽千辛万苦千呼万唤学术规范的诞生?是的,制度必须改革,而且应该彻底改革,但要改革甚至必须摒弃的恰恰是这种恶劣的知识制度给人以可乘之机的丑陋的权力。

我们知道,国内介入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重建的风云人物中,除了杨玉圣,还有邓正来。在邓正来早年创办《中国书评》等刊物时,就曾把“社会科学的规范化与本土化”作为一个重头课题来展开,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讨论,也取得过较大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实绩,在此基础上,邓正来本人的相关学术思考在当下还有着较大的推进。围绕“朱苏力招博”事件,邓正来在网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博士生招生制度进行了严肃的追问(12),与此同时,更在追问我们的知识制度方面写出了《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对“考研变高考”的制度性逼问》《逼问学术腐败的体制性原因》《对〈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试行)〉》的疑虑》(13)等系列文章,这些系列文章应该说其均能触及到问题的真正核心。而转载在《世纪中国》上署名李杨的文章《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14),窃以为是一篇不仅触及问题的核心而且是做了更为深入研究并考证得颇为细致的好文章。这篇文章之好好在能从正本清源的意义上让我们明白:而今我们百病丛生顽症难除的教育体制与知识制度究竟又是怎样形成的?症结明摆在那儿:假如不能从根儿上着手对症下药,就难以逃脱病急乱求医的种种被动局面。我们清楚,包括学术失范在内,随着经济社会的形成,整个社会在全面转型时面临着的是普遍的失范。因此,关键在于话语的转型,假如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史学也包括文学,种种话语不能真正完成全面转型的话,那么,制度的真正创新就可能再次变成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如章诒和女士在《获国际笔会奖的答谢辞》中所说:“中国一向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写作是私人的事,是纯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它属于民间,属于社会,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官方可以成立宣传部,大搞宣传,大搞‘五个一’工程,但从本质上是非文学、非艺术活动。而作家的使命就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也是写作的原动力。”(15)学术的问题也一样,真正的学术与‘官学’无涉与“官场”无干。我们自己两千多年的思想史也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还是短暂的五四时期,思想的繁荣都跟官方意识形态的退出有极大关系。从纯粹民间意义上说,魏晋时期的思想繁荣也是个特例,从对外来思想的海纳百川的角度看,佛学造就了辉煌的唐宋,西学造就了五四先贤。我们的思想学术须臾不能离开了自由的空气。否则就只能望洋兴叹了。这一点,想必史学专家出身的杨玉圣比我更加清醒,当然也就比我更为了然于心。

实际上,我一直对杨玉圣的知识理性的追求持有由衷的赞赏,对其为学术程序的公正与规范所作出的种种艰辛努力和所投入的全部生命热情,始终怀有敬意。因为我们显然应该意识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便是学在民间,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意义上的“民间”,是对“官场”绝望了之后的“民间”,我们应该发展的显然是现代中国意义上的民间,是跟“官办”对立而又并立、对话而又独立、互动而又共存的民间的自由空间。我们惨痛的思想史上也早已说明了这一点:真理从来不是出于客观的研究,大多时候却是出于统治者的意愿,因此我们从来不需要真理,只需要安定、安分、安居乐业,只需要各就各位、风调雨顺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游离于“民间”的“思想者”们在对政治现实彻底绝望了后,历来均钟情于内审的“宇宙观”,求内而不向外——这,可能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灿烂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可怜的是对社会科学却从来无所增益,反而贻害无穷;直到“蛮夷”们“列强”们先后入侵了进来,天朝摇摇欲坠之际,还在那高喊:“我朝以德服人,不在兵威”!好在时代毕竟变了,我们几千年恐怕是头一遭处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之中,尽管仍然还是在一步三回头。不管如何,我们的种种话语毕竟确实都在缓慢转型,“学在民间”的真正内涵恐怕也要从根本上发生转变,这就是“学在民间”的公共性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因此,学术内外、上下、左右各种互动和良性循环都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难以想象,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还能在当下的现代性转型中发挥出哪怕一点点活力?不沦为拉帮结派、山头林立、门户之见等等传统窠臼里去,已属不易,又如何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性转型打下哪怕一丝一毫的良好的公共性基础?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均是《学术批评网》的热心读者。前不久因为该网刊发了贺卫方先生就“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致北大校长信,结果被莫名其妙地停止运营了3周。尽管在这3周里,我多次登陆访问不能如愿,但我始终相信它会很快得以重新开通。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广泛影响,更因为它是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其为学术尊严、学术规范、学术繁荣等等学术建设事业可谓披肝沥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地真诚奉献。除非我们这个国家重新闭关锁国重新枪毙学术,否则就没有理由不重新开通。

重新开通的《学术批评网》,除了栏目作出调整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右边竖栏里醒目地新加上了“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十个大字。这十个大字的忽然出现,让人颇费斟酌,似乎有些意味深长:既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似乎巧妙地回答了诸多问题,其中显然也包括对网站的被莫名关闭的回答。

众所周知: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也。就是因为传统上的“学在官府”以及上个世纪整整50年的“官办学术”,且不说“学”与“术”要分开,除了统一思想控制思想,便既无学也无术了。学术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寻找真理,就得对我们的当下客观现实进行有效研究,但既然被“包办了”,读一读经典作家的作品便是“学”了,寻章逐句拿来套用现实便是“术”了,还哪里需要什么真理?当然也就无所谓“公器”了,我们的“领导”才是万能的,今天他可以是计量局长,明天他可以是卫生局长,后天他也可以是宣传部长或者大学校长,什么“公器”?领导说了算!

在此我想可以把上面引述过的一段章诒和女士的话做些引申:官方当然也尽可以去扩充官办大学去扩大官办学术,尽管其跟真正的学术会有比较大的距离,而且根本不是靠什么校长书记院长之类挂有正高级职称什么的便能缩短得了的距离。应该没有什么不妥。窃以为,真正有效积极的做法:应该大幅度地,政府权力必须从学术管理与学术项目中全面退出,赋予知识以全面的权力,有效鼓励民间学术团体的大量涌现,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和制度环境。就如同经济领域政府权力必须退出一样,知识领域的政府权力也必须让位给各领域的学会、学术委员会乃至行业协会,也就如同经济领域财产权才是权力的基石,文化学术领域唯有知识才是权力的基石,行政管理权力是财产权延伸的结果,同样也是知识权力延伸的结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权力,没有知识也一样没有权力。遗憾的是,当今之世,资本在拼命膨胀,知识却仍然在不断萎缩。更为恶劣的是,知识不但不能获得自身的权力,而且相反,知识不仅完全成了权力的婢女,而且干脆就与权力结成了同盟,成为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最大障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我们的商业社会与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纳入全球化体系之后被动地运转起来的,也尽管我们的资本经济实际上仍然刚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可现在各个领域的改革显然都已到了瓶颈。对改革者的改革几乎成了万众的共同心愿,与此同时各个利益集团乃至个人却又纷纷进入了利益大博弈的最后阶段。社会矛盾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的表现空前尖锐。说到底,适合于农业文明的上层建筑,在进入工商业文明的今天,再沿用“中体西用”等等祖宗家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个遥远的例子,晚清变法的失败教训可就在眼前。假如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等始终进不入议事日程,“多数人的意愿”与“多数人的暴政”又将是中国人永远也逃不脱的噩梦!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制度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整个社会全面改革的桥头堡。惟有大学自治,

才可能为我们保存最大的一个知识独立阶层,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它。如果缺乏了这个基本条件,民主社会的诞生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社团的发达也就紧跟着成了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暴民的民主”,最终只能把我们重新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更加专制的社会。

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十分赞赏杨玉圣等的“学术共同体”的主张。但学术共同体的意义必得在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基础上才可以产生,否则,如前所述,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因为缺乏公共性,学术共同体立足的根基就会发生问题。除了杨玉圣,有此主张的仍然还有邓正来先生。邓正来甚至更具体,甚至组成了民间性质的“学术委员会”,而且正在主持曾经影响甚巨的《中国书评》的复刊活动,并称将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进入(第二)全新阶段。也如前所述,我仍然寄希望于知识制度与教育体制的全面改革,否则,无论是来自实用理性还是制度惯性的强力,这个纯粹意义上的“民间”,实在要经受诸多的严峻考验的。当然,从《学术批评网》的角度看(邓正来的某些主张也相同),杨玉圣的用意显然更在学术共同体的互相制约、制衡、监督、仲裁、评价等诸多学术功能方面,其无疑也是知识制度改革殊为重要的一环。如果离开了同行的制约、批评和评价,学术的尊严与学术的繁荣几乎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如何对学术腐败进行制衡和监督了。

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学术共同体的存在,我们就无从检测学术含量的真假与轻重,更不用说学术评价了。假如我们的学术不是对我们当下客观的研究,更不是来自对当下社会现实的观察并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自我描述,而只会照搬西方的各个学科现成的理论架构,或者改头换面地组装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的学术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其从根本上说就是虚假的。假如我们的学术不是在充分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再研究、再观察,再重新作出自己的发现和自我描述,不仅学术的分量大可质疑,而且知识的积累与知识的传承都将付诸东流。尽管,思想的语法与学术的语法可能略有不同。思想的语法更多的时候体现在对前人的思想进行思想上,其要求在创制概念的能力以及体系的创新能力,但“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的积累”,(刘小枫语)(16)仍然是个体经验面临诸多伟大思想的激活与召唤。学术的语法更多的时候需要论证,需要反反复复的论证,需要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那么,思想学术的“公器”目标即被彰显无遗了出来。也就是说,思想学术的最终目的肯定在于改变现实。只有在改变了的现实中进行再研究,现实即将面临新的改变,然后在同行的研究与观察之中继续被研究,于是研究进步了,学术进步了,我们的社会也就必然大大地进步了。就像杨玉圣参与教育部起草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试行)》,前些天在网上看到贺卫方先生也已被最高法院邀请参与起草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由此可望法院设置与行政区划实现分离,离贺卫方先生多年的研究、呼吁、言说的“司法独立”似乎仅一步之遥(17),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进步毕竟还有希望。因而没有理由不让人倍感振奋!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言说对意识形态话语实践的无比重要性。我们看到,一如在政府权力不那么强势的地方,资本与经济的活力必然相对扩张,政府权力不过多干预意识形态的角落,言说和舆论也必然相应自由,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秩序”,自生自发的秩序比任何的潜规则与显规则的旧秩序都要可靠得多,也科学得多。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诸如“郎顾之争”、“朱苏力招博事件”、“南师大女生集体陪舞事件”、“陆德明嫖娼事件”等等,网络舆论与言说可谓铺天盖地,但总体上看,涉及腐败层面的事情人们就不那么冷静,而涉及个体利益的事情人们就显得理性平和得多,尤其是对待最后者:对陆德明的同情远远超过谴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各种主义的言说,诸如各式左派的、各式新儒家的、各式自由主义的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愤青们的乃至民主人士的等等,众声喧哗,不一而足。不管哪一种言说,窃以为都是重要的,你可以不同意其中任何一种观点,但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扞卫其表达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还要不断努力地让其完全合法化。唯其如此,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才是可能的,推动社会不断向前迈进才是可能的。

我们或许可以再简单观察一下美国:不管是新保守主义言说占上风还是自由主义言说占上风,甚至在某个时候某种程度上左右了国家意识形态,也不管是谁任总统,任何时候的对内政策安排和对外战略方针都不会相差太多,只不过是根据种种言说和舆论,随时调整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布局以及全球的不同国家利益布局罢了。这样我们就应该清楚,知识分子固然不能为权贵代言,但也未必就该为贫贱者代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存在着个严重误区:因为出身贫贱,感受底层,所以就必然要为弱势群体代言。而这恰恰是我们有史以来种种动乱的根源。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跟暴民们勾结在一起,我们才这样永无宁日的。也便是由于此,我们始终不知道尊严与自由比任何的所谓公平与公正更重要,因为前者是个理论问题,后者只是个实践问题。我们总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急功近利,却总是不愿意在理论的层面上为尊严与自由作出彻底的论证并付诸实践,一旦遇到所谓“世间不平事”就要造反、起义,最终我们也就一个个自己把自己的尊严和自由都彻底埋葬了,到头来又何来的丁点的公平与公正保障呢?你说而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肯定可能导致坏资本主义发展,那么当年的权贵社会主义就好吗?刚刚过去不久的惨痛历史,我们的伤疤还没好就一点也不记得疼了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发展好资本主义还是应该发展好社会主义,难道首要的问题不是要有效地限制权力限制国家权力限制坏资本主义的蔓延?难道需要的不是我们去做出更多更彻底的社会研究和需要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么?

因此,我们显然需要的是有相当人格力量的言论自由,而绝非是乱喊乱叫甚至煽风点火,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必当成为我们全社会的一个真正强而有力的公共磁场:它不仅能吸引公众的关心注意和殷切目光,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把公众引领到一个进步的社会型态里去,或者至少是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安全地转型。反过来,旷日持久的集权专制和意识形态管制,早年的经济之凋敝并时不时遭遇崩溃的结果众所周知,更为可怕的后果是:由于缺少了思想学术积累,比如究竟是公正重要还是效率重要?比如,究竟是民主重要还是自由重要?哪个是真问题,哪个又是伪问题?我们始终不得要领、真伪莫辨。你说你下岗了,你没饭吃,你没钱看病,你想想你前几十年的你都干了些什么啦?除了打砸抢还是打砸抢,就是这块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壤特别造就了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暴民、灾民、难民的性格与思维,唯恐天下不乱,即便是“知识群落”,除了互相仇恨并制造着更多的怨恨之外,从来不懂得尊重对方的利益,从来不懂得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做出必要的让步,从来不懂得妥协为何物,从来不懂得这些“尊重”与“让步”的过程需要讨论,需要妥协……待到灾难哪天铺天盖地又降临到头上了,普天之下又是悲情滔滔……

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他者,唯有在他者面前,我们才可能更加真切地认识自身。鉴于上述种种,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杨玉圣对中国人的美国观念史的研究究竟是成功是失败,我想已经不言而喻了。假如我们能够真正理性地认识美国,我们就能够更加真切地看清自己。尤其是切入我们的当下语境,我们再好好领会美国人说的“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肯定不仅仅是指哈佛大学存在于美国立国之前,更重要的是,哈佛为美国准备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培养了自由独立的精神,最终成为了美国民主宪政的最有力的支持力量。那么我们呢?假如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而今我们的“农民真累、农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的严峻性,那么,当我们明白“美国农业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大土地占有制形式上、依赖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并非由小农逐步分化而成。‘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是独特的,它既没有经历封建社会、又有大量待开垦的土地,还有发达的工业作后盾……’”等等,(18)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重新面临我们脚下的这块古老的由小农分化而成的土地?实际上,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眼下我们确实出现了一拨出色的学人,如于建嵘、黄宗智等。又假如:当我们明了“在世界现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执改革开放之牛耳,‘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全球改革史来看,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改革潮流走在世界前列,因而它的全球影响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线’”等,(19)那么,我们也改革开放了25年的今天,显然就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美国究竟是如何强大起来的,然后我们就不至于像上个世纪30年代评论罗斯福新政那样,一会儿法西斯主义一会儿社会主义一会儿资本主义地老是隔靴搔痒以至张冠李戴(20),也就比较好理解如何当今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殊关重要,反对同性恋婚姻如何就成了美国不少人的一种重要价值观,减税政策又如何成了小布什国内政策中的一项重大举措等等。因为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从来就都是陌生的。但我们现在也明白了,我们也需要在经济政策中限制很多很多的东西,有时候也需要宏观调控等等。当我们读了郎依山1937年在译述《美国宪法通论》的“译者的话”中说:“在我国这次将要走入宪政时期、行将公布宪法伊始,为完成我国宪法未来之伟大使命,供我国宪法将来之修正参考计,感到这本书介绍于国人之必要”,(21)就不禁要悲欣交集:我们的宪政理论研究实际上开始得比此前更早,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的史良、罗隆基等,其宪政理论的水平甚至可以说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高度,换句话说,我们当下的宪政理论的研究水平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而今的台湾民主,未必就真的进入了真正的宪政时期,其背后更可能缺乏普世价值的支持,究竟能撑多久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中国大陆现在讲的仍然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是人用法律来治人,而不是用法来治一切人。这跟宪政精神基本也是背道而驰的。如前所述,易中天的对美国的宪法与国家的关系的解读和杨玉圣等关于美国民主“三人谈”等等,难道不可以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以前与当下想得更多一些更深一些么?

记得李慎之先生讲过大意如此的话:研究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研究美国的现代化。

我想确实如此。而今我们毕竟经过了诸多的“痛定思痛”,终于晃晃悠悠地正确地转到了现代性中国的理性化道路上来了。不是我们不明白,关键是我们明白了之后怎么办。这就需要我们拿出最大的诚心和毅力,反复地对我们本土的种种大现实做出客观的研究,然后还需要我们作出无数个体的反复论证以及自我描述。而杨玉圣的相关学术研究以及论证和批评,绝非无关痛痒,恰恰相反:甚至是汉语学界的最为疼痛处也是最大痒处。

2004年11月30日初稿,12月4日凌晨改毕

注释:

(1)杨玉圣着:《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2)同上,第99页。

(3)同上,第61页。

(4)同上,第23页。

(5)同上,第55页。

(6)傅严松:《知识军事决定未来战争》,《环球时报》2003年6月9日军事版。

(7)《中国人的美国观》,第255页。

(8)同上,参见第44——46页。

(9)杨玉圣:《90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7页。

(10)(11)有兴趣者可参阅叶勤与我合作的《北大‘德怀门“并非仅仅是事件》文,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9月号网络版,2004年12月1日(河北)《读书时报》。

(12)参见《世纪中国》网站“第一时间”栏

(13)参见《博客中国》网站邓正来个人专栏

(14)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15)参见《燕南》网站

(16)刘小枫着:《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2页。

(17)参见拙作《关于当下三个知识分子文本的综合批评》,可参阅《学术批评网》《燕南》《公法评论》《正来学堂》等网站。

(18)杨玉圣着:《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同上,第204页。

(20)参见《中国人的美国观》第七章:《面对大危机的震撼》。

(21)《美国历史散论》,第135页。

感谢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