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媒体的评论就大多以“代表经济学发展方向”、“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新的领域”类的词语,盛赞得主的研究成果,批评或是贬损以往的理论学说以及形成这些理论学说的预设、方法,大有从某日开始,经济学就将另行其道、日新月异了。不无遗憾的是,从1969年开始颁发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越往后积累时日,就越来越让人感觉到迷茫,真正的“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就在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复一年的颁发中,越发不清楚了。这只需将这些年来此奖得主的研究成果一一罗列,我们的判断就会得到证明。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恩曼和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沃伦·L.史密斯,分别表彰他们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方面的研究成就,以及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分析方面的成果。一如既往的是,不少媒体认定,对他们研究成果的奖励,实际上有着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否定,而传统主流经济学正是完全建筑于这一假设之上的,这就在经济学研究的“方向性”问题或是“新领域”方面,特别是行为经济学方面有了“全新的”探索。不论是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来研究经济现象,还是通过实验室试验的方式来检测和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两者都有某种共同的结论,认为人类经济行为是复杂的,经济行为的决策是不确定的,并不总是遵循于“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从这一点出发,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研究成果若真是“代表经济学发展方向”的话,那它们就如同威力巨大的炸弹,直接威胁着传统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也就是说,就在这份世界级大奖宣布的顷刻之间,传统主流经济学存在的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至少也无法再现原来那么耀眼的辉煌历史了。

  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来,经济学的发展有了五彩缤纷的经历,却一直没有离得开最初亚当·斯密奠定的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人是“理性经济人”的认定。虽然斯密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但他却在这部伟大的着作中,以一段通俗至极的表达,揭示了人性中那种自我利益至高至上的规定,并指出了这种规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基本动力的本质,为资本主义早期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让人性中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人们追求自我利益,进而发展和繁荣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这段话如下:

  我们对餐桌上佳肴的期待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我们不求他们博爱,只望他们自爱,因而,我们也决不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只说他们可获得哪些好处。

  亚当·斯密从自己所处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中提炼出的对于人性的认识,本来具有相当程度社会的、历史的、经验的以及研究相关问题时的某些限定,他并没有将如此的人性认定,绝对地普遍化到人性惟一的地步,更没有将其认定推演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同样伟大的另一部着作《道德情操论》中,他就揭示了人性另外的一面,即人的“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的历史道德的人伦规定,并认定这种人性规定,也是社会进步与幸福的最基本要素,与“理性经济人”在“自利”导向下形成的对社会进步与幸福的推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人性中基本的要素到底是“自利”还是“利他”的?这个被学界号称为“斯密问题”并延续了二百多年还在困惑不少人的理论难题,其实只要看看现实世界人性的复杂表现,仔细阅读斯密的两部着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他对不同学科的讨论要求,“斯密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只是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其直接关联的要旨论道罢了。在经济学的先圣,或者说在思想者先圣亚当·斯密那里,我们阅读到的,并不是某种单一纯粹性的人性,而是非常复杂多样化的人性理论判断——先圣没有迷失自己,倒是我们在理解先圣时,迷失了我们自己。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只是站立在单纯的“理性经济人”的认定之上,就经济学学科的需要来理解社会经济性活动,我们不会离真理太远而靠近谬误。问题在于,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发展,在两个方面走得很远:一是将“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历史、经验性认定,推向了绝对化的理论预设层面,并登峰造极地引至到了信仰的地步,成为经济学理论上的“天然公理”,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处于任何位置,都有着一致的“自利”性,不因个体人的差别、时空差别及社会环境差别而有任何变化;一是将奠基于“理性经济人”信仰或公理之上的经济学逻辑演论或形而上学结论,无所限制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侵入到了其他大量学科之中,用于重新解释政治、法律、社会日常生活、宗教关系等等领域,掀起了一股重建其他学科理论或理论基础的巨浪,造就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盛名。这便导致了人们对于“斯密问题”迷惑的进一步加深,人性中“自利”的因素由此而跃进到了绝对比重的地步,人类的任何行为,不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都逃脱不了“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解释框框:你不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追求另类“效用”(如权力、名誉、舒适感觉等)的最大化。在人类几近所有行为的理解中,只要有经济学就够了,经济学又只要从如此“理性经济人”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就够了。这样一来,从亚当·斯密那里发源出来的经济学河流主干,或称主流经济学,不仅仅从时间上远离了先圣,就其最基本的预设规定,以及在如此基本预设之下的观点而论,则完全走向了先圣的对立面——社会生活中复杂的人性单一化、纯粹化、绝对化到了“自利”一种因素之上,解释世界的多角度也只剩下经济学一个通道了。

  仅仅从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获奖主人成果的价值上看,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两位经济学家的成果,主要是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并将具体的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归因到心理学的某种理解基础上来分析,有着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在直接人性假定之后来进行阐释的革命性突破;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则将本不可能发生于实验室中的经济活动,在规定一些外部环境或条件的情况下,人为地在实验室中进行,用以检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及表现形式,进而理解由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结果,其研究方法的“反传统”性十分明显。

  然而,就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两种经济学研究成果内容看,显然是一次对主流经济学绝对化了的基本预设即“理性经济人”的巨大抨击。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表明,人的经济行为并非都那么“自利”,那么“经济理性”,而是与人的心理的或精神的东西密切相关,如思维定式、对事物的感受、精神状态等等,这些心理或精神的东西,又与人所处的环境、个人经历、经验积累等等相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或决策,可能是出于“经济理性”,也可能不是,由如此非一致性的行为动机开始的经济活动,最后的结果就可能远离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解之下的某种均衡状况,即使达到某种均衡,也不一定就是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驱使所带来的;实验经济学本来是要通过试验,证实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具体的试验过程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现了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预设无法在实验中得到证实的批判性结论:人们并不总是按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来行事,而是有着丰富多样化的决策选择。我想,在同一年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获得这样两种不同研究成果的主人,在这样两种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一定有某种内在的或至少是人们可以认识到的联系。从我们的理解上来看,两位得主在心理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的共同之处,很可能就是它们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绝对化的理论预设的颠覆性结论,将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元化,或者说,是人性的复杂规定,从丢失它的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找了回来。就此而论,2002年诺贝尔奖颁发后媒体对于获奖成果抨击或摧毁“理性经济人”预设的评论,相当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令人遗憾的是,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成果也好,实验经济学成果也好,它们仅仅证明了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已经有过的关于人性复杂的基本思想。而且,从方法上来看,它们都是“技术地”或“科学技术地”来证明人的经济行为的复杂性,由此而及人在经济活动中决策的不确定性。相比于亚当·斯密“社会地”或“社会历史地”认识人的复杂行为,以及复杂行为背后人性的复杂或多样性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其“新意”,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过多渲染的。“技术”或“科学技术”的证明方法,尤其是针对个人经济行为的研究方法,虽然它有助于对单一的人性理解或预设进行反驳或批判,却不能够形成一般化、普遍化的结论来判断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动机,更不能够解释在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具体生活的人性的普遍特征。要知道,不论心理学的成果多么巨大,它只是人类行为认识的一种学科、一种方法或一种角度,不能解释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所有的行为及行为的所有动机;同样,不论实验室试验的范围多么大,它终究不能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中人的复杂的经济活动相提并论,而且试验的条件永远无法与社会存在的各种条件吻合。这样,技术或科学技术方法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都只能说明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个人心理状况下,特殊试验环境下,人们经济行为的特殊性。真正要得到社会人性的一般规定或“准人性规定”,还是需要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事实之中,大量地观察和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特征,以及相关联的经济行为后果等(我们也不应排除运用科学技术方法来研究人们经济行为对于“社会历史方法”研究成果的支持和辅助功用),来相对普遍地获得历史的、相对普遍的“人性规定”。当然,我们也不应绝对化这样的观察和分析方法,更不应绝对化这样观察和分析之后的人性规定,这也就是经济学先圣亚当·斯密的社会历史观察与分析方法最核心的方面。

  因此,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虽然有着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关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重大抨击和批判,但由于它们本身涉及问题、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方法方面的“技术性”或“科学技术性”,抨击和批判的对象仅仅只针对将“理性经济人”预设绝对化的做法,而没有颠覆得了“理性经济人”作为历史的、相对普遍的人性一部分的规定——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理性经济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实际上,从各种介绍资料来看,心理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分析,以及实验经济学,都无一例外地表明,部分人的经济行为还是符合“理性经济人”预设的。这就在无意之中证明了在现实社会历史阶段里,“理性经济人”仍然是人性一部分的结论,并蕴含了人性复杂的自然性推论,二百多年来困惑人们的“斯密问题”,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及实验室的试验中,得到了某种间接的解决,并且再次证明了亚当·斯密时期社会历史观察与分析方法的生命力。换言之,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是当今运用心理学和实验室试验“科学技术”方法的经济学家,但这份奖励可以溯历史而上,给予并不存在的“斯密问题”及“斯密方法”又一次肯定,这可能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此奖所没有想到的。就此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价值,因为其研究成果本身并无大的方向性方面的“新意”,作为工具的科学技术方法虽然有其价值却只是处于辅助性、支持性地位的,并非是可以取代社会历史观察方法的工具。

  进一步看,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也是科学带来人类社会进步的世纪。正是这种进步的凸显性,“科学”不仅成了具体自然学科(与社会性学科相对称)知识的总称,也成了一种学科信仰和评价学科以及评价事物的绝对标准。说“这是科学的”,也就意味着那是正确无误的,不能怀疑也不用怀疑的;相反,“这是不科学的”,则代表着一种否定,绝对的否定。在这种科学信仰的格局下,本作为社会性学科或所谓“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大有向着自然科学进军而进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的趋势,“科学或不科学”的评价也要用来评判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了。结果是,不仅大量的自然科学技术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之中来,而且经济学被硬性地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剥离出来,给予了过多的人为化的“自然科学”的安排和演算:里面不再有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不再有价值的主观判断,不再有模糊不清的边界,精确而量化的数学模型可以将一切经济现象归入其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模型,认识社会经济现象,预测社会经济前景,并且安排社会经济生活。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的研究,在实验室中对人们经济行为进行试验的研究,从某个方面讲,都有“科学信仰”之下转化经济学本身学科性质的基本理念。按此理念,经济学的未来就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社会科学了。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地有趣,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的成果,恰恰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肯定自己,而是肯定另外的东西。即我们上面所谈到的证明人性的复杂、人的行为的复杂,证明人受多种环境的影响,其中包括主观价值等的影响而具有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准确或精确的判断、预测不可能,更不用说对未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安排了。这就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在深层次地说明经济学不是属于也不可能属于“自然科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实际上也没有能够让经济学“科学起来”。

  其实,将科学推进到信仰的地步,与经济学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绝对化到经济学信仰的地步,具有同样的含义。既然绝对化“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会让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过于狭窄而出现太多的误解,而我们还陶醉于这样的“成就”,那么,科学被绝对化到信仰层次,同样会使我们的目光短浅而长期地停留在对世界认识的极端片面之中。本来,科学只是就一种方法而言的,即一般是讲从广泛地收集资料开始,从具体的、反复的、长期的观察入手,通过大量分析总结,上升到某种一般性结论的认识世界方法。它对于自然科学对象有着较为确切的适应性,因为它一般地舍弃了人在其中的规定性,或假定了人在其中的不变性或相对固定性,因而具备实验室试验的基础。显而易见,它对于经济学一类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用也是积极的,可以借用。但是,它是不完备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认识工具,而非全部的工具,就是在自然科学中,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将其运用在经济学中就更不应当如此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以及通过实验室试验的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具有方法上的一定意义,也可以获得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巨大进步或“方向性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这样的成果,有其道理,却也有其局限,更有其不足。要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过是评价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一种工具,它不能够代替其他的评价工具,绝对化它或也将其推出到信仰的地步也就更没有必要了。只是我们不能不深深地遗憾,人们不仅将“理性经济人”的理论预设绝对信仰化,将“科学”绝对信仰化,甚至于还将“诺贝尔奖”绝对信仰化。

  研究“科学研究”的学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渔民长期在一个确定的海域捕鱼,他使用的渔网网眼大于五厘米。由于每次捕上来的鱼体都在五厘米以上,这位渔民认定,这个海域没有体长五厘米以下的鱼。这个故事表明,该渔民是过于相信渔网这一“工具”,并将其置于了信仰的地位,它“成就了”这等与经验事实完全相违背的“科学结论”。不论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实验室的方法,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方法,在研究经济学的问题时,它们不都是“渔网”类的工具么?我们可以运用它们,但不必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