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批评是近代中国思想史所透露出的不同于传统的特殊气息,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张之洞、李鸿章的创办洋务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革新,从谭嗣同的“冲决罗网”到孙中山的推翻帝制,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叛,并因此而成为近代中国精英文化的重要特质。

近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因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而凸显,所以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检讨中国传统,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与思想批评的核心,而“古今中西”的论辩又是这一核心的具体展开,在政治领域这一问题就表现为:中西政治传统是路向之别还是阶段之差,西方政治文明能否移植到中国,中国政治的近代化、现代化是否能开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道路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先后掀起以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为主的三次大的政治革新高潮,并由此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近代化的基本图式。

纵然近代中国政治文明并未完成根本意义上的转型,但“从历史长时段”观之, 却确成为中国政治传统创造性转化历程中的重要标记,并因此而折射出政治文明转型的内在逻辑与一般规律。

一、模仿行为与文明生长

在中国早就有橘越淮为枳之说,其含义是指淮河以南的橘树移植北方便会发生变异,其原因是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化生态学对于人类文明的分析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即一种文明在植入另一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在某种意义上,文明是难以移植的,史学大师汤因比亦持此说。他说:“在商业上输出西方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但是让一个西方的诗人或圣人在一个非西方的灵魂里也象在他自己灵魂里那样燃起同样的精神上的火焰,却不知要困难多少倍。传播论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必须指出原始的创造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我们应当记住原始创造的火花或种子可以迸发出任何生命的火焰或花朵。”

当代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它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书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 ‘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

在人类学家看来,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价值之理解和承认是20世纪思想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观念,不过文明的模仿与共享又是一切文明生长与发展的共相,所以各文明因子的相互移植又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景观。

政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究竟是一个生长的产物还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学界争论甚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各制度间的相互移植与模仿几乎是各民族政治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所以制度移植的辩证法则自然成为发展政治学的主题之一。

二、制度移植的历史与实践

世界上制度移植最为典型的范例莫过于美国对欧洲民主的模仿,“十六世纪的英国政治制度的主要成分恰恰是当它在母国被摒弃时被移植到新世界的,并在那里生根,获得了新生的生命。……十七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带着中世纪末期和都铎时代的政治思想、做法和制度飘越大西洋。这些思想和行为方式在新世界确立起来后,虽然有所发展,但在殖民地时期的一个半世纪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十七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 但是,这一范例并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意义,与其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对欧洲的移植,还不如说是美国本土的产物。

从文化谱系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制度的文化因子来自于欧洲,但这些文化元素在漂洋过海的冒险历程中发生了变易,这一点似乎可以从汤因比的研究中得到启发,“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缘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自然这是汤氏研究希腊民主制度的成果,但对于移居美国的欧洲人而言,漂洋过海的经历无疑与希腊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固然血族关系在欧洲传统中较早就被斩断,但以“五月花号”为代表的欧洲船队登上新大陆后,他们带去的文明便掺杂了过海途中的创造,并在新大陆环境的挑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美国人绝大多数是移居美洲的欧洲人。他们的文化是汲取20多个不同的国家的文化成分,经过一种奇妙的混合而构成的,这些成分长期和新的环境接触,又发生了种种变化。” 当然美国制度中英国传统的成分较之其它因素肯定占有更多比例,因为在美国的人口构成中英裔占百分之五十。“英国人的后裔比任何一种人的后裔都多,这样就可以保证英语和英国习俗在美国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非英国人后裔有足够的人数,使他们能够用许许多多有趣的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从英国所继承的传统。”

所以,美国对欧洲制度的移植也就只是具有局部的意义了,而且这一制度移植与移民运动密切相连,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与此同时,据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称,美国政治传统之精神并非是从欧洲移植而来的所谓“民主政治三大件”,而是“合法反对原则”(Legitimate Opposition)。据他考证,它确是美国地道土产—英国人到19世纪中叶只知靠“妥协原则”度日。虽说1826 年上院有位爵爷曾向威廉四世开玩笑,谈论“有组织反对”,那只是吓唬老王和膝下幼女维多利亚而已。 由此可见,真正的美国制度之精神是美国人自己的创造,而不只是对英国制度的简单移植。

三、制度是“做成的还是长成的”

制度究竟是“做成的还是长成的”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问题,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形成了两派观点。J.S.密尔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政府的形式和达到人类目的的其他手段一样,他被完全看做是一种发明的事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

人类生活的目标并不是完全能由理性来建构的,或以最佳手段来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的部分生活目标注定就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这两种观点上的分野形成了在政治制度移植问题上的不同主张,持制度是“人为设计”说的学派认为,制度是可以在不同文化土壤上相互移植的,而另一学派则反对此说,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分歧在文化观上就表现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对立,进而在政治理念上演化为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之对立:即政治一体化与政治多元化的对立,与此相应在现实政治发展中体现为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和对政治多样性之肯定。

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政治制度,我们只能说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是一个普遍的法则,而不能得出制度可以移植的普遍性结论来。因为制度移植过程中涉及到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融合问题,融合的过程既是相互渗透的过程,同时又是不同传统发生变易的过程。

比如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传统向社会关系领域的扩散与渗透,使个人关系与机构管理领域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向全球的扩张使世界文化在统一市场的格局下遭受前所未有之挑战等等,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不同传统在相互渗透中也有碰撞与抵制。

所以,“认为一种时代精神弥漫于整个社会,并体现在所有的作品和行动中,这是错误的。这样一种观点过分强调了一种时代精神的独一无二性;它没有看到多少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相对来说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看来是新颖的东西不过是过去的一种延伸和变种。弥漫一切的时代精神的思想掩盖了任何复杂社会中传统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针对同一对象的竞争。这样一种观点也过分夸大了一种时代精神的内在统一性。” 可见,作为文化传统之一部分的政治制度自然也难以逃脱上述法则之限制。

正如顾准先生所言:“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 也就是说,那种通过移植制度来改变民族政治传统的企图,只能是一种空想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应该可以说是研究制度移植的古典观点了。

四、制度移植在政治文明转型中的意义

首先,制度是开放而可资借鉴的。正如上文所言,模仿行为是人类生活之共相,所以对政治制度的模仿自然也成为各文化生长与发展的重要方面。制度模仿主要表现在体制构架一端,从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主要政治体制观之,几乎都是对欧洲政治结构的仿制。

代议制民主是近世以来人类政治创造和政治智慧的主要成果,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共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近代西方政治文明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特别是体现近代西方政府体制内在精神的人民主权理论、代议制理论、分权与制衡理论、法治理论等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事实上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哲学基础,尽管其中的局限在所难免,但在总体上已成为各政治体制共享的文化资源。

其次,制度更多的是一个生长的产物。这一判断的提出奠基于对制度与文化及其环境之关系的考察,以及对人类理性的不同思考。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所以每一民族的政治制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制度之间的借鉴与融合只能导致制度之嬗变,而难以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替换。因为任何特定的制度都已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传统,对于传统之主体的社会成员而言,回忆和重复自己过去的行为和话语成为一种习惯,人们把记忆视作理所当然的行为,由此传统在记忆中形成了客观沉淀,“就是这种记忆链和吸收记忆的传统链使社会得以在变化中不断重复其自身。我们会说,一个社会是一个由数不胜数的行为、观点和思想组成的自我复制过程,……以此将一个社会过去的某些东西保留自今,并且维持着人们跨时间的同一意识。”

对于任何政治制度而言,支撑其发育的基本因素除了地理环境外,民情与习俗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托克维尔曾作过精辟论述,“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民情与习俗同人的理性设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从根本上说制度应是一个生长的产物。

第三,当我们说制度是一个生长的产物时,并未否认制度间的相互模仿与渗透。正如我们承认文化相对价值的同时,并未否认文化的普世价值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事实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尽管其间伴随有明显的霸权主义色彩,但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特质,这一现象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

从体制构建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无疑是对西方政治模式的效仿,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道道地地的制度移植,但终久还是没能取得成功,而且其失败状况可谓惨烈。不过,单从效仿本身便已折射出西方政治文明中的合理性成分来,从失败的结局我们又可证明制度移植的虚妄性。

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言:“我近来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

近代中国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移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向了它的反面。尽管如此,制度的移植还是充当了瓦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外在力量,使其在消解与再生中完成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