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新形势下的新思考

  一、是否需要因为陈水扁上台而改变对台方针?

  1997年3月底,广东省台湾研究会组团访台,笔者有幸忝列其中。当时,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幕僚人士都有意无意向我们预言:未来两党将会“联合执政”。担任台湾海基会秘书长的焦仁和谈起将在下半年举行的台湾县市长选举,则扳起手指算计,坦言国民党实际上只能在两三个县市稳操胜券,并对在座的海基会要员感慨说:“选举是个非常残酷的东西,选票一开,我们都得走。”3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台湾政局的巨大变动,较诸3年前我们在台湾听到的预言更加震撼: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居然在台湾大选中胜出,一直统治台湾的国民党因落选而沦为在野党。

  陈水扁与秉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使得一贯积极推动台海两岸统一的祖国大陆第一次面对最生疏而又最不喜欢的政治对手,两岸关系因此充满新的变数。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是否需要改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既定对台方针?

  如果仅仅考量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等台湾当局的历届领导人从“反攻大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转向维持台海现状、实行隐性“台独”(或曰“独台”)的演变轨迹,就容易对上述问题作出肯定的选择。既然台湾领导人“一蟹不如一蟹”,越来越偏离统一的正道,还有必要对台湾待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吗?

  然而,这种认识未免失于偏颇,既没有完整把握两岸关系演进的历史真谛,也没有准确评估台湾政局的演变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首先,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国共两党内战的延续,其内涵不仅包括要统一还是要分裂的民族斗争,最初至为关键的还包括由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政党来领导统一的阶级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以什么主义来指导统一的意识形态斗争。在“二蒋”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两岸斗争的焦点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也就是说,谁来主导统一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是两岸关系的前半阶段的核心问题。它不仅规定两岸关系主要表现为武装冲突与政治对抗的基本格局,而且还严重影响大陆、台湾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观念。但凡身临其境的人,都会记忆犹新。虽然今人在批判李登辉、陈水扁的“隐性台独”言行时,喜欢肯定“二蒋”父子的“统一”情怀,可是怎能忘记国民党“还乡团”式的“统一”,曾经是大陆人民一致排拒的梦魇?在国共两党争夺统一领导权的严酷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经验是:以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大局中处理台湾问题,“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两国建交、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日建交等一系列外交成就,使得台湾当局在国际上顿形孤立。祖国大陆迅速壮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也迫使“二蒋”父子最终放弃以武力争夺统一中国领导权的企图,转而据岛自保,全力经营台湾,以待时变。从此,祖国大陆牢牢掌握国家统一的领导权,围绕统一领导权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两岸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渐趋缓和。

  80年代初,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继承以往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解决台湾以及港澳地区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一方针不仅为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实现友好往来开创基本的条件,而且为两岸如何实现统一、统一以后各自如何定位指明根本的方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台湾当局一度关注西德统一东德的统一模式。然而,大陆坚持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及其国际地位的相应提高,再度打消台湾当局染指大陆政治的企图;台湾岛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则使朝野各党派更加集中关注本岛事务。李登辉声称“中华民国在台湾”,将所谓“中华民国”的实际管辖范围限制在台、澎、金、马地区,公开放弃“二蒋”父子据以问鼎中原的“法统”地位,既表现出“独台”的理念,也反映出台湾国民党当局在两岸较量中接连处于被动的守势、不得不内缩自保、自立的窘迫与无奈。于是,维持台海现状,不“统”不“独”,逐渐成为台湾政党政治与岛内多数人的共识。要统一,还是要“独台”式的分治乃至台独式的分裂,在两岸关系的后半阶段终于成为斗争的焦点。为了争取与测试国际社会的支持,李登辉在90年代中后期相继访美与抛出“两国论”。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层面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挫败李登辉的分裂、分治活动。祖国大陆继掌握国家统一的领导权之后,进而在与李登辉及其支持者的较量中掌握着调控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的主动权。综观半个世纪以来祖国大陆在两岸关系演进过程中的进展与成就,有什么必要改变一以贯之并卓有成效的对台方针呢?

  或曰:陈水扁上台,就意味“台独”上台,因此今后只能用战争解决台湾问题。诚然,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中,包含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内容。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然而,陈水扁毕竟是在台湾大选中依靠“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的诉求,嬴取微弱多数而上台的。在赞成其当选的39%的选民当中,许多人由于不满国民党长期腐败所导致的“黑金政治”,而将选票投给陈水扁。陈水扁上台后的执政举措,首先受到并不赞成“台独”乃至“隐性台独”的岛内民意以及作为主要在野反对党的亲民党、国民党的制约,同时还受到祖国大陆军民的严密监控。因此,陈水扁虽然在就职演说中闪避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却也声言在任期内保证“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前提是“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陈水扁是否履行这番“保证”?我们应该听其言,观其行。在野时的政党宣言不等于执政后的政策措施,这在西方政党政治当中屡见不鲜。诸如克林顿等美国总统在竞选时都喜欢鼓吹“制裁中国”以嬴取选票,执政后咄咄逼人的势头却缓和许多。据报载,台湾建国党对陈水扁就职演说中的“四不一没有”的保证颇感失望,于是将今年定为所谓的“亡国”监测年。这反映出“明独”对“暗独”的不信任。既然台湾特色的“民主政治”主要来源于美国,陈水扁上台后,是否会步山姆大叔的后尘以消减“暗独”锋芒?待以时日,自当分晓。无论如何,陈水扁与民进党上台,不仅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没有动摇祖国大陆在两岸关系演进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改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

  二、处理台湾问题应该着眼全局

  仅仅是台湾领导人的更替,尚不足以更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才是我们处理台湾问题及反省、完善对台方针的政策所必须顾全的大局。现阶段,台湾问题的处理与解决,已经超出台海两岸关系的局部范围,而与国家的总体利益和世界的时代潮流密切相连。因此,需要从全局着眼,处理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不仅需要将统一的方式、进程与台湾政局的变幻联系起来一并考量,而且还需要将统一的结果引导到最终有利于台湾的繁荣进步,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正确归宿上来。

  具体说来,首先应该注意在有利于实施“一国两制”的全局下,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明确宣示了两岸统一的方式与统一后的定位,如果统一的进程按照祖国大陆努力争取的和平方式顺利运转,“一国两制”将最终在台海两岸贯彻实施,台湾将在“两制”中获得比港澳地区更加宽松广阔的空间。然而,如果采用非和平的方式,即以战争解决台湾问题,那么解放后的台湾是否还实行“一国两制”?如果实行,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在战火中保留台湾既有的资本主义?如果不实行,原先着眼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最后不在台湾实施,这对已经实施“一国两制”的港澳地区将产生何种影响?如何化解与消除其中难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需要提出新的对待台港澳地区的指导方针?对于诸如此类的连锁反应问题,都应未雨绸缪。在考虑是否放弃“和平统一”方式的同时,需要相应考虑如何处理“一国两制”的关联结局。在未有通盘考虑与妥善处置办法之前,应该继续坚持与努力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

  其次,应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国一盘棋”下,处理与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台海两岸关系而言,统一是目标;就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言,统一是国运昌盛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手段。两岸统一的进程与方式,应该服从后一终极目标。当前,祖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各项改革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国企改革、西部开发成为经济建设的热点,改革与建设的热潮使国家面临新的腾飞与相应的社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两岸关系问题,应该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祖国大陆的繁荣强盛、民主进步,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依据与两岸最终实现统一的坚实基础。为了保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正常运行,为了维护持续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和平稳定局面,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复兴,不到万不得已的关头,不应轻易放弃中国三代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和平统一的方针。

  最后,应该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争取建立多极化世界新秩序的国际全局中,稳妥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然而,与东亚事务相关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总会出于各种原因、以各种方式干预台海争端,从而干扰或阻碍两岸关系朝着统一的方向运行。其中,美国一面宣称坚持“一个中国”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坚持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的对台武力干预的“模糊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不同程度的武力干预或不干预,阻隔台海两岸的对攻或统独行动,使之长期维持不统不独的局面。其要害在于保持武力干预程度的模糊性,既不使台湾相信美国一定会出兵助战而放手“反共大陆”,或者放心宣布“台独”;也不使大陆相信美国一定不会出兵助台而轻易解放台湾,从而确保美国分别干预台海两岸重大举措的威慑力,以便获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近年,克林顿政府一再向台湾表明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对大陆强调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两岸争端,实际上增加了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来干预台湾事务的“模糊政策”的调控力和仲裁力。我们应该认清美国对台“模糊政策”的实质与要害,在考虑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准备挫败美国最大程度的武力介入。一旦被迫选择以战争实现两岸统一,就应该朝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方向努力,同时准备应付战争有可能扩大蔓延的最坏局面。除非我们有决心、有准备、有能力回到中美对抗的“冷战”时代,否则不应轻启战端。中美两国和平相处,符合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妥善处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受美国飞机轰炸的严峻事件中,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尊严,而且维护了世界和平的大局。我们应该在努力建立多极化国际新秩序并且成为其中一极的国家外交战略的全局下,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维护有利于国内建设与东亚和平的国际环境,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抓紧时机发展自己,壮大综合国力,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总之,只要着眼全局,就可以坚信只有继续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才是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选择。然而,现阶段一旦台湾宣布独立,更改“国号”,就最容易促使祖国大陆立即改变这一选择。届时,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为了维护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将被迫以战争解决台湾问题,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陈水扁等台湾新领导人应该明白,台独意味着战争,事关台湾安危、台胞福祉,这是他们起码应该掂量的台局。

  三、在拖延的客观过程中寻求不再拖延的解决办法

  台湾问题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两党内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迁延半个世纪,迄今仍然无法预料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最终解决。中国政府与大陆人民一直期盼两岸早日统一,并且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为了防止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国政府在今年2月公布的对台“白皮书”中,明确将“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列为将会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一项前提条件。这表明祖国大陆将不再允许台湾当局的无限期拖延。然而,可以预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台湾当局仍然将施以拖延的策术,竭力保持两岸不统不独的现状。显然,在拖延的客观过程中,需要寻求与实施不再拖延的处理、解决办法。

  首先,需要本着“知己知彼”的态度,从重在争取台湾民心的立场出发,了解和研究台湾的民主政治以及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各党派的运作。不应仅仅习惯于使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还应该根据台湾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与台湾民众的认识水平,增进台湾政党与人民对于祖国大陆的认同,逐渐影响以至最终引导台湾的多数民意赞成统一。须知隔岸批判,其情虽切,其效也微;只有把工作做到岛内,做到台湾人民的心中,才能扩大统一民意,真正做到“以民促官”。固然前者是大陆同仁轻车熟路的工作,后者则必须花大力气学习探索、改进工作方法;然而,后者是再也不能疏忽拖延的要务,亟应广泛实施。须知“攻心为上”,即便万不得已要以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仍然需要赢得台湾同胞的理解与支持。

  要争取台湾民心,就要通过扩大交流、重新对话、朝野共商等方式,加大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力度。迄今两岸人员的交往一直呈现单边倾斜的现象,即台湾同胞到大陆出入方便,人数众多;大陆人员赴台手续艰难,人数稀少,不成比例。这种现象实际上不利于将和平统一工作做到台湾岛内,大陆相关部门亟应统筹解决,首先拆除自己为难自己的人为障碍,然后与台湾方面协商增加大陆人员访问台湾等事宜。建议在适当时候,重开两岸对话协商;同时以各种方式,与台湾各党派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商国是,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明晰与完善一国两制在台湾实施的蓝图。不少台湾人之所以不赞成“一国两制”,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国两制”将不会给台湾带来新的实际好处,反倒会减少台湾原有的东西(如“国号”等)。如何制定得到台湾大多数人赞成的“一国两制”的具体方案,予以有效的宣传工作,努力牵引台湾舆论,形成有利于统一的波浪起伏的民意诉求,显然是祖国大陆对台部门亟应反省与解决的问题。及时处理这一问题,显然较诸被动反应式的“大批判”更具建设性。

  前文已经论述,祖国大陆在处理与解决台湾问题上一直掌握着主动权。然而,不应避讳,近年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却不时出现台湾领导人言辞挑衅、大陆强烈回应的被动反应现象,以致于有人调侃:两岸较量犹如大象斗老鼠。由此反省的问题是:祖国大陆既然掌握着处理两岸关系的战略主动权,难道不能在具体的较量中,改变台湾出招、大陆应招的老套路,化被动应付为主动出招吗?希望这一问题的提出,能够促进相关部门反省与改善对台斗争的策略,提高与台湾当局争夺民心、进行和平较量的水平与艺术,审时度势,主动出招,争取制衡台湾当局、引导台湾舆论的具体的战术主动权。

  在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过程中不承诺使用武力,是祖国大陆据以对付台独、外国入侵与无限期拖延谈判的强有力措施。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应该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中国政府宣布的三个“如果”,是动武的前提与原则。对台宣传应该坚持这些前提与原则,除此之外,不应将不等同于三个“如果”的具体的人或事作为开启战端的标志,否则不仅无异于放弃动武的灵活性,也无异于破坏动武的原则。将陈水扁上台与台独上台及对台开战等同起来的说法,实际上只会起到空言“狼来了”的效果,事过境迁反倒给别有用心者讥以“大陆不敢攻台”的又一口实。如此反省起来,在不得已对台动武的问题上,坚持灵活性与坚持原则性同等重要。坚持灵活性,就毋需过早宣示对台动武的具体的对象、时间、地点和范围,从而保持极具弹性的威慑力与转圜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美国对台干预的“模糊政策”是有益的,至少可以免致海外舆论再次批评大陆对台专家“说话太死”。

  毫无疑问,在台湾问题被拖延的客观过程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寻求不再拖延的解决办法,是最考验两岸政治家以及海内外中国人睿智的现实大难题。不过,台海两岸同胞既然已经各自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难道还不会和平处理“一个中国”大家庭里的相互关系吗?

  (说明:本文脱稿于2000年6月初。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0年9月号,略有删节;全文翻译成英文后,发表于香港英文杂志《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2000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