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中日政治关系继续紧张,中日经济关系持续增长的又一年。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近年来中日之间出现的具有“政冷经热”典型特点的双边关系。形成“政冷经热”的局面,固然有多方面、各层次的原因,但绝不能忽视的是,小泉政权的对华政策至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过去的一年中,日本政府一些领导人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不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言论,日本执政势力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不断地屡屡挑战中日关系底线,也成为加重“政冷”局面的主要根源。

  但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友好合作发展的双边关系迟早要到来。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几千年的交往史中,尽管有过日本反动势力屡次对华的侵略和掠夺,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但中日人民关系史的主流是友好合作的历史。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局面不可能因为某些人、某届政府的一些有违历史潮流、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意愿的一些行为而有任何改变。从长远来看,“政冷经热”不会长久,政、经正常的局面也一定会再次出现。

  今天,在许多日本人士中,都有着希望日本政府尽早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迫切想法。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主席奥田硕说:“我担心局势若长期恶化下去,日本和中国的问题将更严重。”他又说:“我们要求改变这种局势。”而且,日本企业界多名领袖表示,中日政治关系虽越来越僵,但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并未受损。

  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2月22日公布的11月贸易统计快报(以通关为基准)显示,日本的对华贸易11月单月接近2万亿日元,再创新高。日本的对华出口额增为24.5%,达8358亿日元,进口额也上升15.2%,达11517亿日元,双双创下新高。日中间贸易赤字减少3.8%,为3159亿日元,同时也是近13个月以来赤字首次缩小。

  富士胶片的全球总裁兼CEO古森重隆先生近来曾表示,“首先我觉得日中关系的问题不是经济关系方面发生的问题,我认为经济领域的发展还是很健全的,我作为经济界人士,我不想对政治的话题作评论。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邻国日本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两个强大的国家又紧密相邻,发生一些小的摩擦也是自然的。我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有可以互补的地方,对构建两国双赢的关系,两国的政治家一定会非常重视,好好考虑的。”

  2005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有显着增长。2005年1月-11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合同金额达106亿美元,同比增长31.26%。2005年上半年,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发生了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反对日本在对待侵略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2005年上半年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同年同期下降了0.36%,但2005年下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有了突破性的增长。对于日本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认为在中国开设工厂与在日本本土开设工厂是同样一件事情,中国市场对于日本企业的发展来说,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甚至是支撑国内企业的一个主要来源。中国目前已经成了日本公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其产品包括了相当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当然这也有助于带动中国经济成长、就业稳定和国民收入的提高。

  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今天的经济繁荣,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经济快速扩大和深化的25年。中日都成为相互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相互依存度还会加大。

  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外贸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2000年提高为44.5%,2002年再提高至50.2%,2003年更高达60.3%。其中进口总额的比重至2003年已达29.3%。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和日本又互为最主要的经贸伙伴:日本在华投资多年来一直保持首位,仅在前不久方始让位美国居于第二;日本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贸易总额2004年底已经高达22万亿日元(2150亿美元),占到日本去年外贸总和的20.1%,超过了日本长期以来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足见中日经济互为依存的局面。

  中日关系走向进一步的友好合作是一个共赢,中日友好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东亚、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未来全球化趋势下,中日各领域间的交融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深,尤其是中日之间存在的极强的互补性,也正是这些根本性的因素,将决定着中日关系的发展未来。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在未来仍将是非常广大,具有无限的潜力。中日经济的合作的深化是客观规律的必然,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个大趋势不是能够因为某些人搞的某些事掀起的某些波澜而能阻挡的。

  6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深陷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亚洲各国终获解放。60年后的今天,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人民却在为日本领导人是否会去参拜供奉着当年那些甲等战犯的靖国神社、为侵略者招魂翻案保持警惕。近年来,以首相小泉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为标志,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持续倒退,日本与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政治关系也进入了所谓的“冰冻期”。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以来,主导历次对外侵略扩张并对日本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的所有战争罪人和战争罪责早已被历史下了定论。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迄今为止,总是有一小撮的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反动政客一再制造事端,也一再受到亚洲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严正谴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的取向上表现出的日趋强硬姿态。在日本经济低迷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一些政客企图通过对外的强硬姿态来迎合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心态,以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些日本政客们,一方面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增长势头,另一方面也欲乘美国之船实现其政治大国地位,客观上就不可能不充当美国在东亚应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急先锋。日本一些人对日益发展的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心理不适应,在这段可能持续很久的心理适应期内,他们很难理性地制定对华战略。同时,历史问题的频频出现也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逐渐占据上风有直接关系。一些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动挑衅,比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已经成为其政治大国战略的一个支点”。历史问题既是一个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最终需要日本国内加以妥善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同时,它还是一个与中日两国国民间相互感情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日本越是不正视侵略历史,反而以各种方式美化、否认侵略历史,则越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就中日关系来说,近年来日本政府某些人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令广大中国人是极为反感的,这应该是导致中日政治关系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别的一些因素,如一些日本人认为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担心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对日本会采取不利日本的政策。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一种极为幼稚、肤浅,甚至是缺乏知识的看法,或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说辞。如何改善中日政治关系,不少专家也提出了一些看法。虽然影响中日关系恶化的因素有很多,也很复杂,有的是结构性的因素,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但是这并不等于现在没有可为之处,在具体问题上应该还是可以有所突破的。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可以做的,当然是日本方面,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能不能不再参拜,以尊重中国人民和其他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害的各国人民的感情。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中日之间的高层互访很可能就会很快实现,如果中日之间的高层互访可以实现,那么中日两国之间许多的问题都可以进一步得到应对和处理,从而逐步建立起一种中日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的机制。

  我们也看到,作为日本首相的小泉,最终没有敢接受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动,在2005年8月15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时发表了一份要反省战争走和平之路的战后60周年首相谈话。尽管有评论认为小泉谈话与10年前的村山谈话相比在内容上有局部倒退,但小泉在谈话中明确表示要对过去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表示反省和道歉,日本今后将坚持走和平之路,同各国发展友好信赖关系,因此对谈话内容本身国际社会还是给予了相应的肯定,国际社会包括日本舆论都强调重在小泉的行动,而不是看他说什么,关键在做什么。不少日本政治家也表示希望小泉首相能够切实履行谈话内容,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历史的真诚反省。

  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政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发展中日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的政策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经过几年来的讨论,中国国内对转折期中日关系规律性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从容应对新局面,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需进行一些深刻的反省。小泉纯一郎12月28日称,2006年他将全力促进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小泉说,“对日本来说,中国、韩国都是我们重要的邻国和友好国家。”我们希望看到此话之后的行动。

  中日同处东亚。与中俄、中美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在经贸交往、安全博弈和国际竞争等方面都更以同一个东亚区域为重点;与中韩、中国与东盟等双边关系相比,中日关系则属于同一地缘区域内的大国关系范畴。二战后的前40年,中国的政治崛起和日本的经济崛起曾是两国发展的基本态势。最近20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日本的政治崛起又成为两国发展的重要特征。目前,双方都在强势崛起,共同面临着如何对待“对方崛起”的课题,又都难以用实力压服对方或以语言说服对方,于是出现了竞争与合作同步增长的局面。在中日同时“崛起”的过程中,由于日本急于突破中日关系已有框架,使两国利益的接合部呈现出了重叠性、排斥性和对抗性。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日本处处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力图阻止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的趋势。在日本挑起的这一“零和”竞争中,有了日本的利益,就没有中国的利益,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多少可退让的回旋余地。中日都曾有过在东亚占据最强国地位的辉煌和曾被边缘化的屈辱,双方都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双重历史记忆。因此,中日关系中的民族感情对立色彩比中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关系都浓重得多。由于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翻案动向势必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而日本右翼势力又以渲染“中国对日本‘打历史牌’”来诱导其国内舆论和民众情绪,力图把中国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对立扩大化为“中国对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两大民族对立。

  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新局面,也是由于内外环境及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基于“联华制苏”的战略考虑,曾默许和鼓励中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陷于低迷状态、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重归随美路线,美国逐渐加大了“扶日抑华”的力度。目前美国的基本心态是:既不愿看到中日走向联手,也不愿看到中日马上“擦枪走火”,而是欲利用日本,防范中国,掌控亚太。在日本的决策层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中日两国决策层都充分运用各自在国内的政治威望、战略远见和决断能力,抓住机遇,突出重点,搁置争议,一气呵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今,小泉首相及其内阁表现出了向1972年以前倒退之势,其对华政策与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曾最敌视中国、使中日关系陷于最冰冻状态的内阁时期相仿。1972年,周恩来总理曾明确表示不与佐藤荣作进行复交谈判,其后又及时向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发出欢迎其来华谈判的信号。近年来,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看清,小泉上任以来正在全面颠覆田中以来历届内阁的对华友好政策,而欲倒退到佐藤荣作时代。日本的变化突出表现在挑战中日共识底线。1972年,中日在复交谈判中,把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结合,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和让步,就历史、台湾、领土等关键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并把这些共识写入《中日联合声明》中,由此开创了两国关系的“历史上最好时期”。如今,这些共识底线频频受到日本的强劲挑战,对此中国不得不,也只能做出坚决的回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出现的中日友好舆论氛围也在降温。中日各界和舆论的支持,曾是促成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民众在对日复交问题上曾坚决地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在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后,日本各界也在惊呼被美国的“越顶外交”出卖,纷纷要求其政府一定要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复交。中日关系在复交后出现了20年的“蜜月期”。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开始向历史、台湾、领土等问题上的中日共识底线发起冲击。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民众以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的社会条件和先进的信息手段为依托,也开始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战做出坚决的反击。

  中日关系出现“政冷”局面,是现阶段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利益碰撞的产物,也是向新型双边框架过渡期间出现的震荡现象。当前,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外交上坚持采取“韬光养晦”的低姿态。日本则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就已完成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百年夙愿,已把工作重点转向旨在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形象的“政治大国”战略,采取了咄咄逼人、步步进逼的强硬姿态。在中日关系上,日本把未来10到15年视为抑制中国、争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时期,认为中国强大起来后日本就会被边缘化。因此,日方急于打破现状,正面突破,向1972年形成的中日关系框架发起了冲击,企图修正和重新制定规范两国关系的规则。因此,中日关系呈现出“日攻中守”的基本态势。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不断增长,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虑之中。从中长期看,未来的时间对中国更有利。中日关系的转型是国力、战略、心理的调整过程,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在双边层次,中国须成功度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多边层次,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台海等局势继续趋向缓和,东亚区域合作继续得到发展。在这一前提下,未来5至10年,将是中日走向新的战略稳定框架的关键时期。